抗战时期，中国共产党高举团结抗战的大旗，主张建立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，在延安建立了民主清廉的解放区政权，实行尊重知识分子、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，一块巨大的磁石，强烈地吸引众多热血青年“朝圣”般地从四面涌来。年仅15岁的孟于就是有志青年的一员。她在延安学习成长，并逐步成长为一名文艺工作者。她的许多作品，在最艰苦的岁月里，鼓舞着全体军民，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出了贡献。

    孟于，1922年生于四川成都。小时候，她家乡的生活非常平静。直到1937年，卢沟桥的枪声传来，宁静的生活瞬间被击碎，那时孟于正在上初中。当得知日军在卢沟桥打响了全面侵华第一枪，占领了北平、天津、保定，造成战争紧迫的局面时，成都的青年学生内愤难平，纷纷起来抗争。孟于所在的中华女中组织起一支抗日救亡宣传队，高举“不当亡国奴”“奋起抗战”“全民抗战”的口号走出校门，走向街道、农村和乡镇去宣传抗日思想。他们经常在街头、公园演讲，高唱抗战歌曲，号召大家投身抗战：“全民团结起来，奋起抗战，有力出力，有钱出钱，我们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！”

    当时的孟于只有15岁，长得眉清目秀。天生一副好嗓子的她，是宣传队的主力，经常带领宣传队演唱抗战歌曲。每当她看到报纸上有新歌，就马上学来唱给人们听，激发和鼓舞人们的抗日热情。

    有一次，宣传队在外面演出，孟于唱了当时十分流行的歌谣《松花江上》（张寒晖作词、作曲）。台下是一大片市民，她在台上唱得声情并茂，声泪俱下，把东北人民家破人亡、四处流浪的情景唱得十分动人。其中一句“爹娘啊，爹娘啊……”唱得万分凄凉。她父亲听说了，脸面挂不住，认为一个小姑娘家，整天在外面抛头露面，还哭爹喊娘的，成何体统，严厉呵斥她：“我还没死，你就哭。是不是要把我哭死？”劈头盖脸的一阵狠骂后，孟于拗不过，保证不唱了。

    但是不久，她又参加了宣传活动，在茶楼里唱抗日救亡歌曲《丈夫去当兵》（老舍作词，张曙作曲）。当时，她父亲的一位朋友也在听，觉得她唱得太好了，当晚就跑到孟于家里，对她父亲说：“你闺女的戏唱得好呀！”“什么戏？”父亲不解地问。“丈夫去当兵，老婆叫一声，毛儿的爹你等等我，为妻的将你送一程……”父亲听说她唱这种内容后，火冒三丈，更加严厉地训斥了孟于。

    就是在父亲这样的训斥反对中，孟于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。她知道和父亲说不清楚，便只能违心答应，然后趁父亲不注意的时候，偷偷跑出去参加抗日救亡宣传。

    1938年底，国民党开始暴力封锁和镇压学生运动，然而，越是封锁，学生的抗日热情越是悄悄高涨。1939年初，由孟于班里七八个同学组织的读书会，秘密请来一位从延安来的青年，他告诉同学们，延安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，带领全国人民一起抗战，在那里可以自由地学习马列主义；那里的人不分民族、没有高低贵贱，都学习本事来抗日。他还悄悄地教孟于和同学唱《延安颂》这支歌。这让同学们对延安怀有无限的向往。

    当时孟于生活的成都属于国统区，学马列主义都要被抓起来，很多救亡团体因为宣传抗战被封了，整个社会环境变得越来越紧张。为了阻止孟于继续参加抗日宣传，父亲变得愈加严厉，甚至限制她的人身自由，这引起了她思想上的强烈反抗，也更加坚定了她去延安的决心。

    可是军警封锁了路线，怎么去呢？刚巧，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在成都招生。这所学校是阎锡山在1937年底建立的，地点在宜川，距离延安非常近。孟于就想先去宜川，再想办法从宜川去延安。于是，1939年7月，孟于和好友李仲民相约瞒着家人报考山西民族革命大学。被录取后，她们给家里留下信：“我们到我们向往的地方去了，请不要找我们……”，就从家里偷跑了。

    孟于就读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期间，发生了晋西事变，阎锡山开始反共，很多共产党人撤回了延安。在这关键时刻，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为宣传抗日成立了先锋剧团，孟于由于歌唱得比较好，被推荐去了剧团。但在剧团待了不到一个月，孟于听说山西民族革命大学背后有一条小路可以直奔延安，就义无反顾地奔向延安，踏上了前往革命圣地的行程。

    他们带上简单的行李，悄悄地上路了。终究是年轻学生，缺乏生活经验，他们低估了路途上的困难和险阻。路上，孟于被虱子咬得患了伤寒，发起高烧，情况非常危险。她几次晕厥，当她醒来，看到炕桌上放着一盏油灯和一碗开水，听到对面山上“呜呜”的狼嗥，就想绝不能死在这里，一定要到延安去。

    康复后，孟于又上路了，经过荒山，历经困难，终于到了陕甘宁边区的村子。他们找到村长，村长老大爷特别高兴，说“你们都是革命娃啊，边区欢迎你们来参加革命”。第二天临走时，大妈拉着孟于的手对村长说：“咱们的毛驴不是要到延安去驮盐吗？把这娃带上，她病刚好，这40里地她走不动。”在村长老大爷和大妈的安排下，孟于就这样骑着毛驴上了延安。

    （选自中国延安干部学院《红色延安的故事》）